我的外公

        外公从没说过自己的出生年月，他只是说自己出生在光绪年间。和那个时代卑贱如蝼蚁的草民一样，对出生年月的记忆早已让位给饥饿刻骨铭心。好在生而为人总算没有忘记自己的年龄，从外公去世的年龄，我推算出他是1904年生人，和那个世纪伟人同庚。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但是和老套刻苦攻读一举金榜题名的故事不同，没有几年他便拾起了祖传的木匠手艺，而这也成为他一生爱恨交加的职业。

        也许是少年的生活实在是乏善可陈，抑或是对苦难的岁月已经麻木，外公很少和母亲说起童年的岁月。我只隐约知道，28岁那年外公和16岁的外婆喜结连理。也许使用“喜结连理”这个有些老套而言不由衷，只能贫贱夫妻百事哀来形容。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外公，只能栖身村里的祠堂遮风挡雨。迫于生存的压力，外公抛妻弃子和几个伙伴远赴香港打工。而这一去，外公远在异乡漂泊了近20年。

    在每次过境香港的时候，每一个时代都在外公的记忆中留下了印记。抗战时期，从内地往来香港经过日军的哨卡时，都会被扒开上衣肩膀，然后日本鬼子会说一句“良民”，被允许过境。后来我猜测，日军查看每个人的肩膀，也许是看看肩上有没有因为长期扛枪留下的茧子，来判断是不是抗战的军人。后来有一段时间，可能是两边边境被关闭了，进入香港只能假装躲在边界的空地行解手，然后趁哨兵不注意一点一点往香港的方向挪。解放以后，曾有几年时间内地与香港的联系被完全断绝，外公与家里完全失去联系。

   在香港的岁月很少听外公提起，也许是有太多的心酸与屈辱，让老人家不愿多说多想。只是在每次回家探亲的时候，能得到心灵些许的安慰与慰藉。母亲说，当年每次要离家前，外公都会显得惶惑不安。他会先在家周围不停地转圈，然后把村子里每个角落都走个遍，我想外公也许是想把家的每个元素都深深记在脑子里，和行囊一起带到漂泊的异乡。

   然而靠着外公的辛劳和外婆的勤俭持家，家境渐渐好了起来。等到1956年前，家里买了田也置了地，满以为从此能稍释重担的一家人却被告知：国家要搞农业合作化，所有的土地和山林都要收归国有了！这时候，几十年的心血在一瞬间全部归零。

    到了60年代中期，外公终于义无反顾地回了家。说起理由却让人无限唏嘘。外公说，一整套的木匠工具，其中还有一个红木做的刨，我年纪大了，万一那一天死在这，这套东西也就回不了家了，不能传给儿子了。

   而接下来的10年，苦难依旧是外公一生悲歌的主旋律。文革中，小儿子，因为一句戏言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判了整整15年有期徒刑！在这10年间，原本殷实的家被抄了，一家4口人一年的口粮是365斤未去皮的谷子。就在这10年中，外婆的头发熬得皓白如雪，而外公一口牙齿也被折磨得一口不剩。等到10年浩劫结束，外公已经年逾古稀。此后的余生中，贫穷依然折磨这位老人。到了80岁，外公依然每日劳作，做一些椅子桌子之类的东西拿到集市贩卖，换一点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印象中，喝酒是老人家一生不变的嗜好，而每次家里买回的就都会被持家的外婆兑水。每当这时，愤怒的外公总会激动得大喊：你闻闻，这那里还有酒味！而外公至死都在喝这种寡淡的水酒。

    84年的那个年初，好像特别寒冷。一向身体强健的外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因为突发心肌梗素，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外公闭上了眼睛。在整理遗物时，还有一件舍不得穿的新棉衣，原本这时年节里见客的衣服。捧着衣服，母亲嚎啕痛哭。很多年以后，母亲常说“子欲养而亲不在”，人生悲剧莫此为甚！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讲的这个故事会和这个题目一样寡淡。这是一个那个年代饱经苦难个体的标本，在官方的宏大叙事面前显得卑微而渺小，然而正是这一样的一个个卑微而渺小的个体填满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让那些宏大叙事变得理直气壮和毫无愧色。而对于个体来说，苦难确实那个年代最深刻也最现实的主题。